上海总和生育率降至0.7，是因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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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李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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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官网上发布了《上海市2022年度人口监测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上海市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0.7，平均初育年龄30.36岁，平均生育年龄31.18岁。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综合指标，指一个女性队列如果按照某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通过这个指标可估算人口世代间更替水平。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需要达到2.1，即平均每对夫妻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得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当。而在国际上，总和生育率低于1.5便可以算作很低了。

根据2021年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的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3，上海地区为0.73，而就在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0.7。作为上海，这样一个在从全国范围来看经济比较发达、妇女教育水平也较高的城市，其总和生育率却远低于全国，而且有越来越低的势头。

这不禁让人想起在全国人口负增长的新闻出现之后，社交媒体上曾经出现的一种声音：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导致她们不想生孩子了？甚至，有人延伸到，女性不读这么多书，生育率就能升上去了……

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知识分子》特意找到了专注于人口政策、婚姻家庭、老龄化与养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教授进行了对谈。

知识分子：全国人口负增长的新闻出现之后，社会上出现一些声音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导致不想生孩子了，作为一个资深的人口学家，请您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上述观点到底对不对？

宋健：如果觉得尽量避免或减少女性受更高的教育可能对提升生育率有帮助，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这个问题主要涉及生育率下降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之间的关系。

首先，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就是不考虑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出生人口数少于死亡人口数的一种状态。中国的死亡率比较稳定，目前每年的死亡人口数大约在1000万人上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个数值今后还可能增加。如果要维持人口正增长，就意味着每年至少要出生1000万活产婴儿。在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都保持在2000万人甚至接近3000万人的水平。自1998年后，中国的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出生人口数降到2000万人以下，此后大约有十几年里，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维持在1600万人左右的水平。2016年出生人口数出现一个小高峰，达到1786万人，近几年出生人口数则发生了断崖式下降。2022年只有956万人，出生人口数不及死亡人口数，所以人口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可以认为出生人口数过低是导致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原因。

但出生人口数为什么低，答案却并不简单。

出生人口数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指标。一般而言，总人口基数越大的人口，出生人口数越多。同样的人口总量下，人口年龄结构越年轻、女性人口数越多、女性的年龄结构越年轻，出生人口数就会越多。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生育率，其他条件不变时，生育率越高的人口，出生人口数就越多。生育率的综合度量指标是总和生育率，是通过人口学的假定队列技术估计的一个指标，假设一个女性队列按照某一年的分年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女性一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总和生育率等于2.1时，一般认为人口可以实现简单再生产，就是子女一代刚好替换父母一代，低于这个值的人口，都是代际间不断衰减的人口。中国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处于极低水平。

中国生育率从20世纪五十年代5-6个孩子的高水平降到现在不足2.1更替水平，是人口转变的结果。人口转变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过程，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发生的人口规律性现象。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率先下降，生育率并不会随之自动下降。生育率下降主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婚育观念和行为变化的影响，在一些国家也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如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实行过以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印度是世界上第一个施行计划生育的发展中国家，但当时的政策效果不太好，生育率下降不明显。

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确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美国人口学家寇尔的观点，生育率下降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个体意识到生育可由自我控制；二是个体意识到节制生育的好处；三是个体能够方便获得节育的相关技术和方法。受教育程度与上述三个条件均有关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思想更前沿、更开放、更易于接受先进理念，也更容易获得和掌握技术与方法。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比较，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的平均生育水平越低。

但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和生育率下降都受到现代化的影响，因为女性接受教育、进入职场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生育率下降不单纯是女性受教育程度高、不愿意生孩子导致的，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以，总的来说，不可能通过避免或减少女性受更高的教育而提升生育率。女性在思想和经济上独立是时代进步的必然，是社会性别平等的表现。而且女性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不仅会提升当代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后代的受教育水平。经验研究结果证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子代的学习成就和教育水平往往也更高。提升生育率不能开历史倒车，而是应该聚焦阻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提升的各类经济社会因素，通过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和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以解决。

知识分子：刚刚您提到了现代化和生育率下降的关联，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越来越现代化的当今世界上，老龄化基本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大家都在讨论的提升生育率等等措施，真的能把生育率再拉起来吗？另外，应对老龄化的未来，除了提升生育率之外，提升人口素质和更有效的发挥每个人的生产力是不是也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我感觉目前对这方面的讨论还不是很多，欢迎您来聊一聊，以及讲讲国外在这个方向上所做的一些应对工作。

宋健：这个问题涉及提升生育率与应对老龄化之间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后果表现。人口转变初期，死亡率从高水平下降，使更多婴幼儿存活下来，相当于增加了出生人口数，先造成人口年轻化；当死亡率在低水平上继续下降，就使得更多的人活到老年甚至高龄，造成“顶部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使得出生人口数减少，提升了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造成“底部老龄化”。按照联合国2022年数据，目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这些完成人口转变的国家不约而同都面临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问题。有些国家通过移民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但可能会造成种族矛盾或冲突、以及原住民人口比例下降等衍生性问题。

生育率的提升要比生育率的下降困难得多，因为所有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都构成了现代生活的底色，且已经成为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比如，女性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进入职场工作等，不可能倒退回女性依附于婚姻和生育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状况；比如，生育更少的孩子，给这些孩子足够的关爱和资源，让他们尽情地成长，不可能倒退回孩子很小就成为家里劳动力、稍长一些就去做学徒打工的时代。

应对人口老龄化首先需要在思想观念上接受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正如一个人年华老去，就要接受现实，活出每个年龄最好的状态。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死亡率下降在任何时代、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要不断争取的目标；生育率下降是现代化的产物，现在能做的是尽可能满足每个个体、每个家庭的生育意愿，让“想生的都敢生”“敢生的都能生”，所以要通过提供生育支持帮助个体和家庭。应对人口老龄化还需要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在人口负增长前景下的人口老龄化，人口总量进入缩减通道，需要尽可能提升现有人口的素质，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保持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可能负面影响。

《知识分子》：随着优化生育政策，尤其是二孩三孩的放开，还有一个忧虑是对于女性的工作和受教育权利的担心。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计划生育创造了一代独生女，这才使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资源公平地集中在了男性和女性的身上，但随着一个家庭有很多孩子的状态再次恢复，会不会导致这个家庭中的女孩受教育权利受到影响，或者为了养育孩子，这个家庭中的母亲职业发展受到影响，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更好地防范这类情况的发生吗？

宋健：这个问题涉及生育政策宽松化与女性受教育权利和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生育政策对人口转变具有推动作用，但并不是人口转变的唯一决定因素。女性的工作和受教育机会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逐渐得到改善的，与生育政策本身没有直接关联。

就子女一代而言，中国实施普遍一孩政策时期，在独生子女家庭，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家庭全部的资源，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的成长。多子女家庭是否会使得女性权益受损，与生育政策无关，而是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的态度和资源的分配。因此，在多子女政策时期，为了保障女童的受教育权利，关键在于提高整个社会和家庭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消除男孩偏好，避免重男轻女导致的家庭内资源分配倾斜和性别不公。

就母亲一代而言，过去几十年间，大多数女性终身只需生育一个孩子，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闲暇和自我发展。随着生育政策的宽松化和更多的女性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一方面，孩子的生育养育占据母亲更多的时间，造成更尖锐的工作家庭冲突；另一方面，女性在职场上遭到更明显的歧视，一些单位不愿意招收女性，女性的就业权益遭到损害。这一现实反过来加剧了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低迷，使得一些女性为了找到工作、保住职位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各类政策间的衔接配套，明确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同时加强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劳动，通过兼顾女性的合法权益和单位的经济效益，减轻育龄人群的工作家庭冲突，解除家庭的后顾之忧，完成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国家目标。

知识分子：目前大家经常提到“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它跟女性友好（女性权益），家庭友好（更多的家庭时间和每一个成员的参与），儿童友好（儿童保护，儿童教育）等等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欢迎您讲一下。我们应该如何来构建这样一个社会？

宋健：生育友好型社会是相对于生育不友好而言的。在人口过快增长时期，死亡率已经下降，生育率居高不下，造成人口激增，以及所谓“人口压迫生产力”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相关政策还是社会氛围，都将人口视为负担，对多生育孩子持不欢迎的态度。

完成人口转变后的社会，生育率下降到低水平，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这时对人口的态度自然会转变，人口被视为资源而非负担。但是以往形成的生育不友好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氛围可能依然残留，不利于生育水平的提振，所以要扭转观念、改变制度，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样的社会应该对生育行为和出生的孩子都保有期待和欢迎的态度，尽可能消除一切生育阻碍因素。近两年生育登记制度的改革就是走向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一步。

“某型社会”的提法近些年很多，通常是对缺憾的补偿、对弱势的强调、对目标的追求。生育友好型社会应该涵盖女性友好和儿童友好，因为女性是生育的主体，而儿童是生育的结果，同时女性和儿童通常作为社会上的脆弱群体理应受到更多关爱。但单纯针对人群强调女性友好和儿童友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弱势地位，突出女性相对于男性、儿童相对于成人的脆弱性。一个真正友好型的社会，不仅对女性也应对男性、不仅对儿童也应对成年人和老年人都是友好的，是人人友好型的社会。

家庭友好型社会是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概念，是针对第二次人口转变时期婚姻家庭制度的削弱所导致的各类社会问题，希望重振家庭、加强家庭建设、巩固家庭功能。这些国家通过制定家庭友好型政策为家庭赋能，帮助家庭承担职责，减轻政府压力。虽然中国的家庭传统依然具有强大韧性，但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需要警惕去家庭化的趋势，传承重视家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同时也应该是家庭友好型的，二者目标和对象有所不同，但互相交织。婚育行为是形成新生家庭的基础，因此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相辅相成。生育不友好，会造成生育率低迷，家庭的存在根基遭到动摇；家庭不友好，家庭功能缺损，会造成生育难以为继。

知识分子：您刚好也提到了生育登记制度的改革，几周前，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的法规出台，在全国都引发了很大的反响，您在一些采访中也提到：生育政策的宽松化和配套服务措施的完善“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变化”。但对这个新闻我们有两个困惑：第一，对于单身妈妈这样一种家庭的新形态的承认，会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作为一个社会学方面的学者，您怎么看？第二，如果单身女性成为母亲被法律承认了，那么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些政策限制是不是也需要松动，比如：单身女性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一些权力——冻卵、试管婴儿技术等等，目前是否也会有松动的迹象？

宋健：生育登记制度改革在客观上会增加对非婚生育等非传统婚育行为的包容性。

社会的价值观一直在发生变化，年轻一代人中，婚育观念和行为已经有所变化，比如不再认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同居变得普遍、同性婚姻也不再是另类，这些变化要用更宽容的态度去理解、更包容性的政策去适应。

单身者的生育权一直是一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公众多强调女性，如“单身妈妈”“单身女性”等，但实际上单身男性也可能面临这一问题。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生育权的实现的特殊性在于不能单凭个人完成，婚姻家庭制度是保障个体生育权和所生子女合法权益的现行制度，现代科技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拓展了单身者生育的可能性，但非婚生育对价值伦理、婚姻制度、社会经济等的影响，以及一系列的人口学后果也备受关注。总体而言，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对生育的包容性增加，对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决策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版编辑 | 松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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